呀，五毛（11.12.26～12.01.01）

一月 19th, 2012 • 壹周 • No comments 31 views

天下无小事（2011.09～2011.11）

一月 17th, 2012 • 时政 • No comments 31 views

占领华尔街

“9·11”十周年纪念活动才庄重肃穆地落幕，纽约就又沸腾了起来。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这场由加拿大非营利杂志《Adbusters》于2011年7月发起倡议的示威活动，意在表达对金融制度偏袒权贵和富人的不满，声讨华尔街金融业者。

谁也没有想到，非暴力、无纲领、无领导的此次游行示威活动，在短时间内获得了许多民众的支持，大家走出家门，走上街头，从纽约祖科蒂公园燃起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至全美几百多座城市。同时，全球多国、地区民众积极响应占领行动，将占领精神带到自己家门口。占领伦敦证交所、占领罗马、占领悉尼、占领香港等，各地民众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其对当前经济现状与不公正待遇等的愤怒。

占领华尔街活动网站称，作为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再也无法忍受仅占总数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英国《独立报》就指出：“许多美国人现在清楚地感觉到他们社会前进的方向存在根本性错误，并质疑经济体制似乎不再把果实平等地分配给社会广大阶层。”面对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贫富悬殊加剧等问题，许多人觉得资本主义并不能给予其足够的保障。但是，除了表达对经济政治现状的不满和对更好未来的向往外，他们也提不出什么更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占领，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表达，是一种情绪宣泄。

美国总统奥巴马感受到了这种不满的情绪，他两次表态支持占领行动，称自己作为总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示威者站在一边，加倍努力兑现承诺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吸取忽视茶党力量的教训，奥巴马对这股占领势力高度重视。反观共和党，则公开指责占领华尔街者是“破坏公共秩序的暴徒”。几位2012总统大选共和党方面的参选人眼里装的是奥巴马，是民主党，而不是满腹意见的“选民”。

占领苏尔特

当地时间10月20日，利比亚执政当局“全国过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贾布里勒在的黎波里举行新闻发布会，证实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执政当局武装俘获后死亡。在利比亚强势统治42年、号称“非洲王者之王”的卡扎菲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然而，在人生最后的一段日子里，声称决不投降、战斗到底的强人卡扎菲却过得尤为凄凉。他必须整天东躲西藏，能住进民房已算不错，有时不得不窝身地下室；只能晚上出没，不敢白天行动；吃的也是部下到那些空的房子里搜索来的人家剩下的食物。而在被揪出来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昔日的利比亚领导人正躲藏在一个下水道里。

对于卡扎菲之死，欧盟主席范龙佩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巴罗佐发表联合声明说，这标志着专制暴政的结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讲话中表示，卡扎菲的死是对中东等地区独裁者的严厉警告，这些地区的铁腕统治注定将走向尽头。

当地时间10月23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东部城市班加西宣布全国解放，并举行庆祝仪式。持续8个月的利比亚战争终于结束。10月31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的黎波里举行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凯卜为新任执行委员会主席，迈出利比亚政治重建的第一步。阿卜杜勒•凯卜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保证将建立一个尊重人权并且不会违反人权的国家，但我们需要时间。”

占领雅典宪法广场

当地时间10月19日，代表希腊400万劳工的两大工会希腊总工会与公务员最高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大罢工开始。罢工使政府部门、商业以及民航、公交、环卫等公共服务行业几乎全部停止工作。此次罢工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国会议员在19日夜间和20日早上审议新的财政紧缩方案时能够了解人民对紧缩措施不满的情绪，并能慎重地投出自己的一票。

自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经济遭受了空前沉重的打击。为应对危机，希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但收效甚微，希腊人民不满意，欧盟也不满意。希腊人民通过不断的示威抗议和罢工来表达愤怒之情。持续48小时的此次罢工活动举行的同时另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在雅典的宪法广场就聚集了七万多名抗议者。然而，为了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贷款援助，希腊国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新一轮全面紧缩财政方案。

不过，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应是感受到了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希腊人民的压力，竟毫无征兆地宣布将对欧盟的一揽子救助方案进行全民公投，在背后捅了欧盟一刀子。虽然两天后即取消了公投决定，而其领导的希腊政府也赢得了议会信任投票，但不堪压力的帕潘德里欧还是选择辞职。只是希腊债务危机这烫手山芋谁接谁烫手。

占领售楼处

“金九银十”不再，“铜九铁十”都不好说的房地产市场随着秋冬冷风越刮越冷，开发商坐不住了，于是紧急掏出打折降价这一房地产“速效救心丸”。时时灵验有效的降价利器一出，在聚拢来看房人流的同时，也把老业主们吸引过来，但他们不是来欢迎新业主，而是“维权”。

在上海，随着龙湖郦城、中海御景熙岸和绿地秋霞坊等楼盘全面降价促销，情绪激动的老业主们前来向开发商讨要说法：“钱付了、贷款还了，可大半年下来，房子压根儿没见着，房价倒缩水三分之一，开发商不给个解决办法，我们全体老业主都不能接受！”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售楼处便成了老业主们发泄的对象：沙盘模型被砸毁，售楼处的“金字招牌”也未予幸免，售楼处像被洗劫了似的，一片狼藉。

对于怒砸售楼处一事，专家称买房人要有契约精神，要有风险意识；住建部门提醒买房人要调整好心态；网友则质问房价涨的时候，开发商如果找你补差价你答不答应。当然，也有人称这是开发商使出的绝杀的“苦肉计”。在售楼处被砸事情发生后，上海市房管局就紧急出台了被视为“限降令”的新规：房价降幅超20%，需要重新备案。房地产市场是一盘很大的棋，谁能笑到最后呢？

(《飞行员》杂志，2011年12月20日)

好时代，坏时代（11.12.19～11.12.25）

一月 15th, 2012 • 壹周 • No comments 42 views

栽跟头（11.12.12～11.12.18）

一月 5th, 2012 • 壹周 • No comments 53 views

江苏丰县：这事，得捂一捂

甘肃正宁校车事故后，整顿校车混乱秩序在全国铺开，校车安全问题也被摆到国务院桌面上，成为中央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在11月出席第五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时，温家宝总理就表示，要让校车成为学生安全的流动校舍。对重大校车安全事故频发深感不安的温总理在会上说，他已要求国务院法制办在一个月内制定出《校车安全条例》。即便国务院法制办紧赶慢赶在12月11日就公布了《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无法阻止校车再次出事。

12月12日下午五时许，江苏徐州市丰县首羡镇一辆接送首羡镇中心小学学生的校车发生侧翻，滑入路边水沟，导致车内15名学生死亡。在全国上下一致高度关注校车安全问题的重要节点丰县再发生血淋淋的校车事故，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目前校车安全问题已处于一种难以有效管控的危险边界，随时会刹不住车，造成恶性事故。

其实，丰县并不是不重视校车安全问题。在11月16日甘肃正宁发生校车事故的次日，丰县就宣布要严把“三关”，即接送车辆资格准入关、安全教育关、常态管理督查关，强化接送学生车辆管理。同时，丰县也作出决定，自11月20日起，直到年底，集中开展“校车暨重点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就在这一系列的大动作中，首羡镇校车事故不期而至，似有巧合，但深究起来，还是与管理上的问题脱不了干系。

给校车建档，实行户籍化管理的丰县本有不错的管理校车的理念，但对于被剥离出校车队伍却仍在接送学生的社会运营车辆，就不进行监管，任其自生自灭。此次出事的校车准确来说并不是校车，而是不挂靠在学校，不能登记为校车的由私人运营的社会车辆；当班司机也是临时顶上的只持有B2型驾照，不能开应有A1型驾照才能开的汽车的车主；事故车11月30日起就已被停运整治，却仍能私下偷运。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丰县在校车管理上可以更加细致、谨慎，真正常态化严格管理好接送车辆资质，严查各类接送车辆问题，是不是可以避免此次交通事故呢？

或许吧。

丰县校车事故发生后，虽然官方12日、13日、14日召开了三次新闻发布会，就事故进展情况予以通报，但车载人数、是否存在超载等问题却在半推半就之中才对外说明清楚。一开始官方公布事发时车内载有学生人数为29人，包括《扬子晚报》在内的媒体却有来自其他渠道的消息说是48人，还有网媒称实载了71人。直到第三次发布会上，在多家媒体就事发及最初接送车上学生人数提出质疑后，丰县公安局副局长陈立坤才称，根据截至14日下午的最新调查数据，有证据证明的事发时学生人数是41人。而根据对车主洪旭及其妻子的审查，他们供出事发时车上有47名学生。如果一出事，就想到在各类数字上做文章，尽可能让事故严重系数降低，而不是深究问题的根源，恐怕难有对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

甘肃庆阳市正宁校车事故发生后，很多地方政府都表示将斥巨资购买校车，并积极采取措施保障校车安全。为此，《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有关专家，问到还应该注意什么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就说：“解决校车问题，钱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观念问题，是把校车放在一个什么位置来考虑的问题。在财政投入的同时，各项配套措施也应跟上，如专门成立管理机构，推动立法等。如果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搞‘一阵风’式的重视，我不相信甘肃庆阳是校车事故的最后一站。”很明显，江苏丰县校车事故也不是最后一站。

重庆：倒车请注意

同样是在12月12日，曾经名噪一时的律师李庄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书，并对该案立案重审以证明他无罪。

两年前的12月12日，李庄被重庆警察带走，由此开始了扑簌迷离的李庄案全三季。直到6月11日，做了一年零六个月的牢的李庄低调出狱。李庄案之所以备受争议，如一些律师和意见领袖所言，是政治干预司法的例证，李庄获判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实乃“打黑除恶”背景下的政治性判决。因此，李庄此次申诉，较难获实质结果，甚至根本立不上案，其展现姿态意义可能更大。李庄则不介意结果，他称，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是“为了心中那份理想、为了还原事实真相、为了法制的进步”。

虽然李庄案第四季还不甚明朗，但重庆方面却有了一些有点显眼的新变化。重庆市委决定，将在12月19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会定调为“专题研究民主法治建设问题”，归纳提炼这几年来民众比较满意的大下访、三进三同、打黑除恶等重庆实践工作，以使其规范化、制度化。

打黑除恶、唱红歌轰轰烈烈运动式旋风扫过之后，重庆改讲民主与法治，似是一个脉络下来，却又近乎两码事。原本打黑除恶与民主法治不冲突，民主与法治是一种理念，打黑除恶则是手段、工具，打黑除恶老百姓欢迎，但应贯彻民主与法治理念、原则，不能有违民主与法治精神，更不能做违法的事。然而，重庆打黑除恶过程中，不尊重、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有违司法独立原则等行为一直为人诟病。而其大力搞唱红歌活动也被指在思想路线上剑走偏锋。此次研究民主与法治建设问题，是一种痛定思痛后的回归，还只是一种识时务上的选择，再看看吧，路走得长一点，就能看出走的是什么样子的路了。

请不要“掩耳盗铃”（11.12.05～11.12.11）

一月 2nd, 2012 • 壹周 • No comments 42 views

一粒老鼠屎可以坏掉一锅粥，一个郭美美虽然不能毁掉红十字会，但也让红十字会鸡犬不宁。作这样的比喻似乎有点不恰当，因为郭美美是个“好演员”，不惜以一己声誉铆上红十字会，拖泥带水地扯出了一连串红十字会不愿面对的问题。

自郭美美炫富并自称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遭网民“围剿”，红十字会的一举一动都被万千双眼睛严密地注视着。加上“垄断捐助”、“强制入会”等事件的发生，2011年下半年红十字会可以说一直没消停过，其公信力已跌至有史以来最低谷。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个人捐款数额的大幅减少。

为了回应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系统公开透明的强烈要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就表示，总会将成立信息化领导小组和信息处，着手建立全国联网的“中国红十字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各级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款、物、工作人员、开展的项目、志愿者这5项情况全部纳入，加快实现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及使用的信息化管理，支持县级以上红十字会建立统一规范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

不能把公众的意见当耳边风，更不能把公众的愤怒当成吹毛求疵。错了就错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而不是回避不谈，甚至反驳，辩解自己很清白。不能正视自身的问题，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被质疑的杯具。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千万不要以自己的低智商去低估别人的智商。

12月8日闭幕的中国红十字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建敏无法掩饰他的担忧。他在闭幕式上说，红十字文化是中国红十字会的“软实力”，关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各级红十字会要深入开展红十字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扎实有效地推动“红十字文化中国化”，把红十字会办成道德的实践场地和道德大讲堂，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要加快红会公信力建设，扩大红十字会的“知晓率”、“认同率”、“参与率”。

红十字文化是什么？最本质的应是妥善管理好公众的善款，用好每一分钱。无论怎么本地化，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都不能出这个圈圈。因此，对于目前红十字会面临的失信危机，红十字会不应继续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身段搞所谓的理论文化研究，而应回归到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慈善组织的道路上来，考虑如何公开信息，回应公众的关切，增加公信力，而不是如华会长所言着力在捐钱给红十字会是个人道德水准体现的思想建设上。

当然，别以为红十字会不知道什么问题重要什么问题不重要，天底下揣着聪明装糊涂的大有人在。在江西，上市企业江西铜业下属的德兴铜矿等矿山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水造成乐安河污染，使下游数十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面对群众多年反映，当地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却异口同声，将主要责任推到“历史”头上，说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污染主要是由于历代废弃的采矿区产生的，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

污染与高额的财税收入，如何取舍，在地方官眼里，可能并不是一道难做的选择题。经济就是政绩，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财税来源，就是能给上面拿得出手的政绩。经济短期就能见效果，污染要若干年后才会显现后果，到时主政的官员早已变换不同的乌纱帽，因此如何抉择，真的不难。而结果，则是农田无法耕作，罹患癌症的污染直接受害者还得找“唐宗宋祖”讨要说法。

骗子（11.11.28～11.12.04）

十二月 29th, 2011 • 壹周 • No comments 66 views

微博的影响力有多大，找个微博控来问，是无法得出准确又有说服力的结论的。但如果说微博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后者不得不重视起微博这一新生事物，并下定决心把它管起来，你就可以窥见微博的力量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就召开了“积极运用微博客服务社会经验交流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人、各地网宣办负责人、中央新闻网站和部分商业网站负责人等与会，规格挺高的。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推动微博客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地服务群众、造福社会这一主题讨论，对如何加强微博客管理建言献策。

11月28日，《人民日报》就选登了上述经验交流会上的部分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在会上的发言被置于选登发言之首，给政府在微博这档子事上的态度定了个基调。在这个以《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为名的发言中，王主任说，我们要从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的战略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有关“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和“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的部署要求，适应新形势、运用新平台，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努力运用微博客服务群众、服务社会。他并要求网民在上网时应守法自律，不传谣、不信谣，同时要求微博客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违法有害信息提供传播渠道。

微博是怎样的一个平台？按照王主任的理解，微博主要是网民进行情感思想沟通和工作生活交流的平台，并应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然而，如果说微博的主要作用在于使网民能更好地沟通情感，是情侣间打情骂俏或者发表私奔宣言，甚至是约会开房的好媒介，则不至于会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如此的高度重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有关社会不公、官员腐败、法治不彰以及群体性事件等可能致使社会不稳定、政府形象受损的言论发布。

在社会信任感相对较低的现时环境下，上述言论（有些还未必是确实可信的）的确能让部分网民群情激昂，在一定程度上会有产生社会不安的可能效果，但政府的积极应对措施不应是着力在如何管好这些言论，以致令爱发言议论者禁言，不能发声，而应掉转矛头，考虑怎么核实信息，以便准确发布，并设计制度，以便在贪腐、群体性事件等出现或发生之时就能及时迅速地公开相关信息，同时应考虑如何公正、合理地处置上述言论里反映的社会问题。

12月1日，对于包括微博在内的网络平台造谣传谣问题，人民网、新华网分别发表评论文章，在斥责谣言制造者的行为的同时，呼吁对网络造谣传谣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同时呼吁网民对于那些纯属造谣的网络留言，要不卑不亢，勇于举起手中的利剑，敢于同那些执迷不悟的人作斗争，敢于用事实说话，更要敢于在第一时间披露事情的真相，将流言歼灭。文章用“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态度指，网络谣言已成为某些外国势力攻击我国政治的“新式武器”，他们借助网络散播谣言藉以丑化官员的形象，来攻击党的领导，歪曲说明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多么地缺少合法性和稳固性，执政阶层是多么地缺乏民主意识和悲悯之心，并以“救世主”的姿态，总想解救中国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真的要“斗争”，应找准对象、找对对象，否则如唐·吉诃德一样，跟风车大战了三百回合，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造谣传谣难以避免，因为在我国还有很多信息并不那么容易且能及时获得，这给造谣传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对于造谣传谣者，应该采取措施加以处置，避免其制造社会恐慌。对于像微博这样的网络平台，也应有一定的规范，使恶意中伤者失去造谣传谣的可能。但是，政府应努力为之的地方不在严控微博发言问题上，而是在如何及时提供更充分、更权威的信息上，在怎么树立威信上。人民网的评论文章就看到，“要从根本上治理网络谣言，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官员形象的‘美誉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另一方面，还要从制度上、法律上、应对机制上不断健全完善，对那些利用网络造谣传谣、横生事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者，予以迎头痛击、严惩不贷”。

在应对造谣传谣问题上，政府需要首先反思并予以重视的问题是，如何让公众信任来自官方渠道的信息？比如如何让公众相信@上海发布，而不是@杨海鹏在上海？

官要管（11.11.21～11.11.27）

十二月 23rd, 2011 • 壹周 • No comments 83 views

“广告克星”成龙大哥2009年的一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在将他推向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行列的同时，也使他遭到来自网络世界的谩骂。在“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种思维中，即使迎来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已经被管了无数世纪的中国人民仍旧像是刚从蛮荒时代走来的，不能不管，不管就乱，素质不到位，普适价值就未必能得到认同并予推行，在外国被视为好的制度就不见得能在国内适用。

领导干部们一边要带头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还要想些法子管好人民群众，不出乱子。殊不知，默默跟在后面趟着水走路的不大捅出什么娄子，前面带队的摸错石头走错路的倒常见，有时还经常落队。其实，管人的更需要被管；与其投入人力、物力管小老百姓，不如花点精力管好当官的，让他们在位子上做好该做的事。

要想维持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社会发展的环境基础，应先治官。有本书上曾言，依法治国的重心和实质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一方面，当官的握有以强制力支撑的权力，并有更多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获取私利的机会，不治官，不管好当官的手和脚，其逐利的本性必然会暴露，如果没有有效的法律制度加以惩治，或者说其获利的成本远远小于其被惩治的风险，其必然会在谋取私利或追逐个人利益的道路上远走越远，并有人相形效仿，前赴后继；另一方面，不论是身居要职的大官，还是只管芝麻绿豆大点儿事的官员，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行其权，不尽其责，三不作为，必然会使政府政事无法为继，不做正事，老百姓的权益无法实现，社会秩序出现混乱则在所难免。所以，治官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怎么治民，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中限制权力的规定多于保护权利，或更被重视和关注的原因。

治官就是治权，治官必先治权。由于钱与权常常难分彼此，交错而行，因此治官，大体应是管好“钱袋子”，管好“权匣子”。在花钱问题上，今年中央不可谓不重视，并给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列了时间表。虽然还想遮着、捂着，但基本上在7月底之前，中央各部门还是交出了去年“三公支出”和今年预期消费金额的清单。然而，中央作了表率，国务院法制办日前也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定期公布“三公经费”的预算、决算、绩效考评情况，但地方却岿然不动，各有盘算。

河南南阳一市民要求南阳市信访局，公开“三公经费”等支出情况而不得，便把南阳市信访局告到了法院。后经法院调解，南阳市信访局同意公开“三公经费”等，并给这位市民一些支出公开文件。像是信访局作出了一种姿态，但在《河南商报》记者到信访局去采访时，却遭到工作人员的蛮横对待，被指是“假记者”，记者证、身份证、采访笔记等物品被抢，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更嚣张地说：“你这个假记者，敢动一下，今天就让你死在这！”

携权力之强势，去堵舆论之正当诉求，也只有颠倒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错误看待官位职责的人去想、去做的事。对比河南南阳的肢体冲突，发生在安徽池州石台县的政府信息公开网的图片拼接事件柔和很多，但同样表现出官权不屑民众诉求的态度。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施行三年了，但显然有关政府及其部门对公开信息不情不愿。石台县索性拿两张图片拼接一下弄出个政府信息公开网首页。政府信息公开之难由此可见一斑。糊弄，将法律丢至一旁，对民众的呼声不理不睬，这样为官轻松，但却将官置于法律、民众的对立面，其代价是沉重的。

虽然“公务员”已然成为为国家工作的人员的代指，但其原本蕴涵的为公众服务的内容不能丢弃。无论是官阶多高的官，还是政府系统内职位最低的工作人员，都应该谨守本份之职，善用手中之权。这当然只是期许，要让期许成为现实，还有赖于治官、限权措施得力、制度规范。官管不好，后果真的很严重。

我们在教会学生什么东西（11.11.14～11.11.20）

十二月 12th, 2011 • 壹周 • No comments 449 views

甘肃正宁：校车好挤

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下沟砖厂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陕西籍大翻斗运煤车与接送正宁县榆林子小博士幼儿园学生上课的校车相撞，5人当场死亡。据调查，出事校车核载9人，实际乘坐64人，其中除一名司机和一名老师外，62名学生被塞进这辆小小的校车里。事故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另有43人受伤。

事故发生第二天，甘肃省庆阳市政府就召开记者会指出，此次事故发生有四大主要原因：一是校车司机安全意识淡薄，严重违规超载，左道超速逆行；二是幼儿园私自改装车辆，九座改装为无座，幼儿园董事长安全责任意识不强；三是因大雾天气影响，货车和校车司机遇到紧急情况处置不力；四是教育、交警部门监管不力。

教育机构利欲熏心，只考虑经济成本，为效益可以无视学生安全，被舆论多加指责。司机对学生生命安全熟视无睹，且违规超速、超载、超车，直接酿成恶果，也为人痛斥。然而，这并不是此次事故发生后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地方。我们需要检讨并且应当正视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超载校车”？怎样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在甘肃正宁发生校车交通事故之前，各地校车严重超载已不是个别现象。9月9日，河北迁安交警执勤时就拦截了一部严重超载的幼儿园接送校车，经清点人数发现，原本只有8座的面包车却密密麻麻塞下了64名四五岁的幼童。11月7日，江西南昌市高新区交警大队交警截获了一辆超员比例高达330%以上的校车：车上额定载客人数为12人，最后却装了52人，其中有50名幼童。正宁校车事故发生后的第一天，广州白云交警发现了一辆负责接送新科幼儿园孩子的校车，额定载员19人，但里面挤了27个人。

校车超载暴露出我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上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教育部门在监管上的缺失或不到位。此次出事的甘肃正宁小博士幼儿园所有的校车，全部由九座位“金杯”小型客货车改装而成。车厢内原有座位全被拆除，换上三排铁做的长凳，并在出行时尽可能装更多的幼童。当地教育部门如果重视校车安全问题，定期检查下辖教育机构的校车状况，严格履行其监管职责，正宁校车事故发生的概率将大为降低。尽管事后正宁县教育局局长雷会宁很快即被停职，但这已是用幼童的生命换来的警醒。

二是教育资源存在分配不均问题。据媒体报道，“黑校车”、“超载校车”等问题多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这些地区长期面临教育发展不平衡、公共资源不均衡、交通服务不完善等问题。拿甘肃来说，2008年开始，甘肃教育资源进行调整，提出“中学向城区集中、小学向乡镇集中、幼儿园联片集中办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市和乡镇中心集中”，以集中优势办学资源，提高教育质量。政策力导下有限的教育资源被人为整合，在农村等区域的学生将不得不到更远的学校上学。正宁出事校车所属的小博士幼儿园附近的一位村民就说：“幼儿园校车超载的事早就有了，反映了，没用，镇子上只有一个幼儿园，我们也没办法，不然孩子就上不了幼儿园了。”教育资源分配上的缺陷给部分学生增加了教育成本的同时，也制造了诸如校车超载等不安全隐患。

三是教育投入不足问题。校车谁来养，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教育机构经济实力不一，并不都能负担校车的花费。因此，非法营运、超载、用旧车甚至报废车充当校车等现象就屡屡出现。对于国之根本的教育，政府应不能吝啬其资源，不仅应高度重视教育问题，更应该加大力度投入更多资金，给予更多支持和帮助。然而，即便在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1993年我国教育规划纲要设定的20世纪末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的目标至今都未能实现。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必然受到影响，校车政府买单，政府必然心不甘情不愿，或者根本无能为力。政府不承担，学校又无力负担，校车质量标准和安全规范无法统一，校车运营上的乱象就不可避免地应运而生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不仅是对家长说的，更应该对政府着重提醒。

上海复旦：课可以不上的

11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像往常一样准备给2009级哲学武警班同学上《现代西方哲学》，但令他吃惊的是，35人竟然“翘课”了。原来当天艺人梁朝伟等人到复旦与同学交流“梦想成真”的话题，35名武警班学员被学生会、团委叫去维持秩序。

张老师很生气，是梁朝伟重要，还是上课重要？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学生应自知，但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教育机构，学校更应该清楚，并应以实际行动创造学习的好环境。学校不能以身作则，反而让学生放下课本，去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实在不符其传道授业的特质。

再说学生会、团委，为什么可以只凭一句话就可差遣一班学生做与学业无关的事情？它们是学生的上级领导还是什么管理者，一定要听其安排，惟命是从？学生会，本应是学生自发的服务性学生组织，其宗旨应是“一切为学生服务”，理论上说应该接受学生各方面的监督，但现在大学里的学生会俨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校行政机构，是学校行政架构下以学校大局为重的组织。因此，一定程度上说，指责错位的学生会等组织以学生利益为重，似乎太过严苛了。但是，一如张老师所生气的，在什么位子上就应该做那个位子上的事情，而不应一直扭曲下去，找不到什么是重点，不清楚哪个方面是应该做的。

多问几个为什么

十二月 1st, 2011 • 文娱 • No comments 111 views

马要配好鞍，人要配好衣，书也得靠好封面来衬。一个干瘪的片名可以毁掉你对一部好电影的想象，一个差的封面和糟糕的书名也可以令你错过一本好书。当然，大抵上好书与好封面出现的几率是正相关的。不过，设计师是会偷懒的，编辑如果不拿根鞭子在后面鞭打，往往等不到满意的封面。

编辑若是没想法是可怕的，但想法过多也是可怕的。所以，作者不要逼编辑，设计师也不要糊弄编辑。在收到这本书第一批封面效果图之后，编辑部同仁集体会商：这个一点美感都没有；这个布局就是简单拼凑；这个图片与内容一点都不搭；这种颜色黄得像一坨大便。

就在意见无法集中、各有道理之际，领导指着一个很难看的封面，严肃地说，这个不错。泪奔了！不过，正是在大家七嘴八舌发表意见，并与设计师不断沟通之中，封面的轮廓和所要传递的意思才渐渐明朗，并且越来越符合这本书想要表达的观点和思想。

问题是越辩越明，越说越清楚，只有不断地发问、质疑、解释、说明，才能对某一问题或事物有全貌的认识。我们对西方向来有着莫名其妙的感情。一方面，基于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常常会被冠以“先进”之名，既然“先进”，自当是学习的楷模、“拿来”的对象。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又在提醒着我们，“西方是亡我的，民族是万岁的”，西方的那一套怎么能搬到我们这里呢？在物欲横流的大时代里，在先富带后富的幻想已经破灭，富人忙移民，穷人只能拼命的环境里，我们越来越不再独立思考，或者说放弃思考的能力。

其实，只要仔细推敲就能发现，上述说法和做法都是极其荒谬的。任何一种不加区分地偏袒或偏废都是不可取的。而再深入地分析也会发现，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国情并不总是“挡箭牌”，而是实实在在必须考虑并重视的因素。

对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经济学理论，必须要接中国的“地气”，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实际的理论和规则。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逻辑。但是，囫囵吞枣般理解并引进这些所谓在西方国家成熟的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大有人在。

正如说社会主义好，不能光比划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人家西方老百姓也不就是给人做牛做马的。再好的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如果不能拿来作深入研究，多问几个为什么它能更准确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多考虑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就不能信誓旦旦地说找到了治理中国经济的良方。

然而，在转轨经济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我们拿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套经济学逻辑去解释我国经济的实际，其结果必然是问题难得求解之法，甚至会导致经济的紊乱和社会的震荡。而我们的经济学教科书正是在经济指标内外有别、此变量非彼变量的情况下大谈经济问题，这是相当可怕的。

拿财政政策来说，在我国公共财政理念模糊，公民纳税本是为了购买政府提供的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因此公民应在税率的决定和税款的使用上有话语权。但现实的问题是，在我们的代议制度中，代表们的代表性是颇受质疑的，其难以担当维护各方利益之重任。同时，也没有一套合理有效的机制使代表们能在税款的征收和使用上发挥作用。因此，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政府是以一种替民作主的态度和方式来提出有关政策、作出某种决定的。政府如何征税和花钱没有羁绊，表现在财政政策上就是可能偏离社会公共利益，并可能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财政政策功能很容易出现异化，这与发达国家建立在契约精神和税收法治基础上的财政制度和理论是有很大差别的。

再举个例子，价格具有信号作用，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今年的猪肉价格高，明年养猪户就会增多，猪肉供应增加，价格自然会回归到合理状态。当然，供应过多又有问题。不过，这是在私款交易前提下才有的市场状态。对此，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公款消费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公款消费的非理性使得价格信号失真，企业据此调配资源组织生产，不管商品效用如何，全往公款消费领域挤，必然会造成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导致市场紊乱。

不可否认，即使在不同社会体制下，市场经济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的市场并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完全绝缘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规则，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在我国的经济大背景下，确有需要我们正视并重点关注的经济特殊性，不能指出这些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含义，我们就不能说真正理解了这些经济学理论，自然也无法正确分析经济现象，找到解决经济实际问题的良方。本书即试图还原经济学理论原意，并以我国经济特殊性为视角，论述各种经济指标、变量、理论在我国经济环境中的含义，以便认清与分析我国的经济问题，提出合理对策。

我们的学界太过浮躁，在为名、为利方面花的时间可能要超过为学问，这种急功近利的治学态度极大地损害了学术的价值。如果没有质疑的思维、争论的态度、独立思考的决心，我们将难以建立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更无法使相关决策取得预期效果。

书名: 经济学的理解与运用——基于中国经济特殊性的视角
作者: 胡海鸥、叶才福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0

到国外去（11.11.07～11.11.13）

十一月 26th, 2011 • 壹周 • No comments 80 views

下跪这回事

11月1日，数十名来自长江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在湖北荆州市、区两级政府门前，绑头巾，下跪，同时还打出标语，“保护地条钢厂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维护师生生命健康是宪法赋予的权力”。

教授在政府门口下跪，目的是抗议校园附近一家名为荆州楚航特种钢制品有限公司的钢铁厂多年来污染环境，危害师生健康，要求政府立即取缔。下跪，在中华文化里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下跪是一个极其慎重的行为选择，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跪与不跪，是可以上升到骨气和人格高度的标尺；另一方面，下跪又变成相当随意的动作，求见青天大老爷给草民做主要跪一跪，碰到鬼子杀头也要跪上一跪求饶，为爱感动棒打鸳鸯的家长更要跪一跪，愣头小子为表诚意也要在风雨天跪上一宿才能打动隐居的师父开门收徒，还有动不动就“你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的准要挟式下跪请求。当然，慎重也好，随意也罢，基本一致的精神是，下跪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往往发生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或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情况下。

因此，网友“liundr”的疑问便成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社会到了知识分子下跪的时代，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对于教授下跪，我们需要厘清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下跪请愿之前，自2007年涉事的楚航制钢厂建成起的四年间教授们先后八次向政府反映污染问题为何都没了下文？更叫人难以理解的是，据网上流传的申诉材料称，2010年8月，能参政议事的学校三名政协委员在政协荆州市第三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曾就钢铁厂污染问题向荆州市政府提案抗议，但结果，不仅污染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该厂的“生活规模扩大了数倍”。同时，传面对请愿的师生，荆州区一冯姓副区长冷言相讥：“非洲没污染，你们可以搬到非洲去。”二是为什么教授们必须通过下跪表达抗议，解决纷争？对于环境污染侵害，诉讼救济完全应该在可选项之列，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这里，“为什么不走”，可能换成“为什么不能走”更合适。在政府利益考量面前，法律路子走不通或者难走通，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在教授下跪被舆论热议之后，荆州区政府终于对钢铁厂下手了，区政府对外宣布，11月3日已对钢铁厂采取停电措施。下一步，政府将要求涉事企业拿出整改方案，请相关环评专家进行审议，如果审议不通过，将坚决予以取缔。

联防队很横

老乡见老乡，不总是泪眼汪汪。同在深圳谋生的安徽阜阳老乡杨武和杨喜利，一个是租下一栋农民房一楼，开了家修电器的小店的店老板，一个是在社区巡逻，维护治安，协助警方工作的联防队员，就没有异乡相见的亲近感和互相照顾的热情。也许是工作的原因，也许是性格上的问题，杨喜利经常到杨武店里喝酒、借钱，不给就打砸店面，殴打杨武和其妻。杨武夫妻俩为免生出什么事端，每每忍气吞声，不敢报警求助。

因此，当10月23日晚上8点多，浑身酒气的杨喜利手持钢管警棍，带着两名壮汉闯进杨武家里，叫嚷着“老子要弄死你们！”的时候，杨武觉得会像从前一样，待杨喜利打几下、砸些东西，发泄完后他便会自行离去。显然，杨武错了。就在他躲在杂物间等待杨喜利离开的时候，杨喜利殴打并最后强奸了他的妻子。也“想拿刀冲进去，劈死这个畜生”的杨武害怕多过愤怒，直到一个小时后才鼓足勇气拨通了110：“我的老婆被强奸了。”

面对妻子被人殴打并强奸却不挺身而出，杨武“不是男人”的举动让人愕然。但是，处于底层弱势地位的杨武为什么不反抗，却又能找到很多共鸣。长期处在不公、受辱、被暴力对待的环境之下，无处求助，无法改变，隐忍、沉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习惯，然后在不断重复这些遭遇中苟且过活。这是杨武式的底层民众的悲哀，更是支撑我们这个社会运行的制度的悲哀。

“你们报警都没用，我是联防队员，跟警察都是哥们！”这是行凶当晚杨喜利殴打杨武妻子时的威胁之语。报警可能真没用，这让弱势受害者面对偏离轨道的权力压制时完全无招架之力。如果是非曲直无法理顺，正义得不到伸张，将会有更多人成为遇事不敢做声的杨武式的悲剧性人物。我们应该有说“不”的勇气和底气。如果遭遇不公、非法对待，我们不能获得帮助，以避免并制约这种对待损害我们的财产和人身权益，那这种社会是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的。而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所隐藏的风险是极其可怕的。

要走赶紧走

这不是对贪官们的警醒，而是说的中国富起来的一代的现在生活状态。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称，14%的中国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另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今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咨询公司合作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也显示，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有60%受访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

到国外去不只是一股潮流，更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期盼。为获得国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当然是不少人移民的重要理由，但更完备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更成熟且完善的权利保障与救济制度，更自由、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以及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则更促使这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坚定移民海外的志向。

把钱汇到国外去，富人们用行动表明态度。如果财产和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有能力的人自会用脚投票，找到能提供这些保护的地方。但弱势的依旧弱势，并继续承受本不该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