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07月, 2009

请专业一点

7月10日,第六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表彰典礼在浙江嘉兴举行,获表彰的有80位艺术工作者,陈好也名列其中,获封“德艺双馨”称号。为此,陈好上了娱乐版的头条。网友其实很宽容,质疑陈好拿“德艺双馨”的名头,多是嫌她太年轻,而不是争论她的艺德是否具备值得表彰的水准。面对质疑,陈好自言离“德才兼备”还差得远,得“先做人,再学艺”,但依然敢去拿奖,至少说明她挺看重“德艺双馨”这四个字的。

那么,专家们不在乎头顶上的“专家”头衔吗?如果说在乎,为什么不好好维系“专家”的名号,而使其辗转沦落到类“CCTV”的地位?“你才是专家,你们全家都是专家”,可不是在夸人,相反是在嘲讽。为什么要嘲讽“专家”?因为在媒体上有事就出来发言的专家都长成这个样子:一是遇到什么问题都说“这很正常”;二是与正常人的见解有区别;三是分析原因,一定要分一二三四来论述,哪怕只有一个原因,也要拆分开来;四是说别人听不懂的话,最好是专业术语,越玄乎越显得专业;五是套用一些大话空话,很官方地说些模糊的不着边际的话;六是事事套用与国际接轨这一说法。

专家什么时候成了本山大叔口里的“大忽悠”,按照《专家速成手册》多加练习即可修炼成?本该动动手,动动脑,专心做学问的专家,却只会动动嘴,说些“不学无术”的话,并一再挑战普通人的智商。陈好被因年轻而遭质疑,专家却被人诟病“不专业”,其中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专家与公众智商博弈的最新一例是上海倒楼事件中,专家仅用时六天即得出倒楼原因,即房子本身没问题,“原勘测报告经现场补充勘测和复核,符合规范要求;原结构设计经复核符合规范要求;大楼所用PHC管柱经检测质量符合规范要求”,倒塌是因为楼北侧在短期内堆土过高,南侧正在开挖的地下车库基坑深达4.6米,两侧压力差超过了桩基的抗侧能力所致。“压力差”的推出,仿佛一时浇灭了民众对房屋质量质疑的怒火,却又让人新生无限遐想。尤其是短短二百来字的事故调查报告里,只有令人生疏的“压力差”的告示性的结论,却没有详细的事故成因说明及透过关键数据资料等所作的严密论证。而事故发生一个月之后公布的法航失事客机事故报告,76页分为4个部分,详细说明了调查的方法、证据的获得、各证据之间的关联、推理所依据的技术原理等等。两相比较,实在叫人难以尊重上海的调查报告,正如其并未尊重公众一样。

但专家不免要叫屈了。类似事件的结论可能早就定好调调了,专家只是反推从而找出事故原因,有时不免牵强附会一下。然而,主事者和专家都忽略的一点是,糊弄的总是糊弄的。浆糊被捣之后还是一团浆糊,不会变成清澈的水面。其实,正如《南方周末》发表评论员文章《做足“表面功夫”也是为人民服务》,大家都专业一点,有点专业素养和专业精神,事情才能做得好,叫人称赞。做到这一点,主办方才敢颁奖,陈好也有底气去领奖。

先生与老板

在《木腿正义》“第一版前言”中,冯象主要回顾了四位恩师的“几件小事”。
 
第一位恩师是北大西语系的李赋宁先生。先生“有个习惯,外文书买两本隔着,一本自己用,一本伺机馈赠友朋”。第二位也是北大西语系的教授即杨周翰先生。先生翻译的《变形记》已是相当出彩,但却“一直在根据权威的版本、参考英译修订”。第三位是哈佛导师班生(Larry D. Benson)教授。班先生“星期天常去教堂为拉美难民服务”,知道穷人在意的是什么。第四位是哈佛的阿尔弗雷德(William Alfred)教授。阿先生好助人为乐,常有年轻演员或作家登门求教,“而他总是热心指点,从不推脱”。
 
冯象说,北大有个老习惯,教授不称教授,叫先生。上述四位真可谓“先生”的典范,不止授业精良,还以身垂范,使后生们知晓应坚守什么样的价值。而现在,国内大学众多,教授众多,有“大师”称号的也不乏其人,可能对得住“先生”二字的却很寥寥。
 
操守,本应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们所特别看重的品德,却一而再而三地被践踏。新近一起抄袭事件的主角是辽宁大学的陆副校长。虽然官方作出回应,说陆副校长只是“帮忙修改”,并为帮助在期刊上发表论文才同意署第一作者名,试图撇清关系,但抄袭的恶劣影响仍广泛传播开来。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等五名教授联名发文,敦促陆副校长引咎辞职。陆副校长也深知事件的严重性,检讨说抄袭事件集中反映了自身的政治素质和导师修养的缺失,自己负有重要的不可推脱的责任。辽大也跟进作出处理意见,要求陆从中汲取深刻教训,认真反思,深挖思想根源,作出深刻检查。校党委并决定,召开校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对此事件深刻剖析,围绕学校党风、校风、学风、教风以及思想道德建设、廉政建设方面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高度很高,遮住了学生护师揽责的殷切之情,也把师生之间对抄袭事件关键细节不合拍的表述给模糊过去了。
 
学术抄袭连绵不绝的同时,老师们因学问不精而洋相百出之事亦不绝于耳。先有“Milk Way(银河)”被译成“牛奶路”,后有“孟子”变身为“门修斯”,最近的奇闻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换装为“常凯申”。清华大学历史系的王副教授的这一“创新”之举,抖出一个超级大的学术笑料,同时也给了学术界狠狠一记重拳。对此,拿学术浮躁、学界风气不好来解释,实是搪塞之语,不直面问题的本质。就好比官场风气不正,贪腐日盛,但官场中人绝没有腐化的权力。管不好自己的拉链,就别指望能捂住“拉链门”。
 
北大管教授叫先生的老习惯实际已经受到挑战了,如今在高校里,称导师为老板的比比皆是。按照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的说法,这样称呼是与国际接轨。在国外,研究生要想学习,特别是在他的研究阶段,生活费用和一些学习费用都是由导师支付的。因此,学生和他的导师之间,是有一些经济上的联系的。在国内,导师承接大小科研项目,然后分包给研究生,研究生干好分到手里的活,最后汇总成学术成果,署上导师的名。仁慈的导师会按工作量的多少支付辛苦费,严厉一点的则一分不给。这可不是老板与雇工的关系?!若是碰上人品超级差的老板,不仅白干活,还要不断接受其打骂及人格上的侮辱,以致学难有成。如中山大学的艾云灿艾老板。更有甚者,把学生给逼死。如新近网络热传的北大新闻学院的谢老板
 
如果只是在出生早晚上具备优势,那么对这位“先生”的“景行”与“仰止”可以歇了。而如果只接轨了国外“老板”的形,不照抄它的质,那么,还不如直接称其为“叫兽”,岂不更加形神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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