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的罢工权（10.06.14～10.06.20）
06月 23rd,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114 views
“我想嘉欣！”
这不是某位痴男向已如愿嫁入豪门的李嘉欣的表白，而是办公室白领们向老板要求涨工资的暗示。如果老板看到办公室里贴满李嘉欣的海报或照片，不解地问：“你们都这么喜欢李嘉欣吗？”员工们应齐声回答：“是，我们都想加薪。”
这是白领们温柔的抗争。
而在生产一线的蓝领工人们正以积极的行动——罢工，要求资方加薪并改善待遇。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本田、丰田、日本兄弟工业到台资奇美电子、书元机械，罢工事件接连不断。产业工人通过身体抵抗，以最原始的停工的方式，表达不满。
然而，罢工，这种本应该归属于工人自身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的行为，却找不到法律上的支持依据。1982年《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罢工权，《劳动法》、《工会法》等法律法规里也没有关于罢工的明确规定。6月15日，本田中山工厂的罢工工人就因担心官方指罢工是犯法行为并考虑其他因素而答应复工三天。
1982年颁行的《宪法》取消罢工自由，据称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劳动争议不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劳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罢工这种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学者张友渔在《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一九七五年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是极左思想的产物，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的，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的。我们国家的企业属于人民……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有人说这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不对。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如揭发检举、控告、申诉等去求得解决，而不应该采用罢工的方式。”
这种理由或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论所有制如何，劳动争议都是存在的。虽然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但不能排除企业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侵犯职工利益的情况发生。如果按照意识形态的说法，在我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强势的资方与弱势的劳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而作为工人完整劳动权的组成内容，罢工权是工人有效抵制资方肆意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在按照法律规定运营的情况下，罢工是工人与资方利益博弈的重要手段。
宪法和法律未规定罢工自由，是否工人就不能罢工？不是。虽然罢工未被法律认可，但也未被法律禁止，按照一般法律原则，未被法律禁止的，公民皆可为。因此，在我国，罢工并非非法。但它会因法律未予规定而得不到法律保障。
事实上，由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公民有“罢工的自由”，并加以规范，才能使罢工更有秩序并合规地进行，既能表达工人的诉求，宣泄其不满的情绪，又不至于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所谓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对于发生在外资工厂的一系列罢工事件，商务部长陈德铭强调说这些罢工不过是个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工潮，试图淡化罢工对经济环境的影响。目前的罢工事件确的确是个案，但它也确实通过这种正常的经济行为解决了劳资双方现有的矛盾，部分企业甚至主动给员工加薪。现在的问题是，立法机关应有所作为，让罢工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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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纠结的房子（10.06.07～10.06.13）
06月 16th,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73 views
4月中旬开始的新一轮房市调控有了一些数据上的成效。6月1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环比涨幅创14个月来的新低，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环比下降15．8％和25％，房价同比涨幅则是14个月来首次出现回落。在北京和上海，5月的一手房成交量比4月少了近六成，深圳超过了六成，杭州则接近八成，同时杭州的二手房成交量相比4月更是降了243.6%。
成交量大幅下滑的同时，大部分房地产商却铁齿铜牙：降价，“门儿也没有”。市场上，虽又见零星降价促销的噱头，但亲身前往一看，果真只是个“噱头”而已。所谓的降价，不过是房地产商在预计报价与实际开盘价之间玩的一个小把戏。
这实在叫人很受伤。而更让人气愤的是，深圳市政府出资建设了大型福利房小区侨香村与深云村，并欲以每平方米4800元的成本价分配给深圳机关事业单位员工。而侨香村与深云村所处香蜜湖区域，是深圳的著名豪宅区，此处豪宅水榭花都的房价已达每平方米五六万元。该两处经济适用房，相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只要此前未享受福利政策住房待遇，就可以申请，至于其有没有商品房甚至有多套商品房，则并不受影响。“利”字当头，自己人总是会优先考虑，而且悄悄地实际去争取；而“为人民服务”，关键时刻，喊喊口号。
似乎已箭在弦上的房产税改革，也像听到深圳福利分房一样让人有种挫折感。
房产税的威力有多大？它能否遏制房地产投机？它是不是打破房市僵局的最后猛药？这些都是房产税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物业税”到“房产税”，七年时间，房地产市场已经风生水起，国务院的调控政策也出了一轮又一轮，但显然市场没给多少面子。房产税究竟能够在这市场上搅起多大涟漪，不好说，但至少这个改革要解决合法合理性的问题。
一是房产税的开征是否要经人大审批。“物业税”提了七年，没有大的动静，但到了2010年，变身“房产税”，《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就要求“逐步推进房产税的改革”。这让人看到了政府欲推动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的决心。
相较于物业税，房产税是个“老”税种。1985年，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对于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的有关问题，比要时可以根据宪法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因此，早在1986年国务院就出台了《房产税暂行条例》，对城镇经营性房产征收房产税。但房产税的法治缺陷是无法回避的。一个新税种的开征，依据宪法，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审批同意。暂行了二十多年的房产税，在征税范围扩大的今天，如果仍由国务院主导改革，绕开人大，是违背法治原则和精神的。
就此一点，《金融时报》的记者似乎看得更透彻一点：“中国开创性的政策转变，不会发一篇洋洋洒洒的声明，或是举行一次扣人心弦的投票就得以实现。相反，它们的发展演变，穿插着历经连续不断的泄露、暗示、否认和语焉不详的官方声明”。
二是房产税的开征前提问题。国外不少国家都有房产税，这是支持开征房产税一方的理由之一。从与国际接轨，吸取他国经验的发展观角度看，开征房产税应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国外征收房产税有一个不能忽略而且我国国情下无法达到的前提条件：房地合一，永久产权。我国的商品房，房地产商拿地时交了土地出让金，这部分费用转嫁到购房者身上，而购房者买房后，在至多70年的土地使用年限里还要对保有房产交房产税，那么，这样的国际接轨意义何在？20年后无地可卖的政府可以从房产税这个渠道获取稳定的、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这样的一种听上去很合理的解释不能不让人怀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动机。
在一片让人心情糟糕的房市新闻之外，也有值得欣慰的消息。6月12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制定并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政府欲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解决城市中等偏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以弥补长期以来“夹心层”住房政策缺位。根据该指导意见，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新就业职工和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供应范围。
而在参考了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住房建设以后，重庆于6月8日发布《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只要在重庆有工作、有稳定收入，单身人士月入2000元以内、家庭月入3000元以内者都可申请公租房，不限户籍。
至今未出地方调控房地产细则且被外界看好会拔得房产税试点头筹的上海也出乎意料地发布《上海市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房价高企的上海，曾被从上海出去现任重庆市长的黄奇帆指“在经济发展和住房保障问题上思路不清，创新不多，成果不大”。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解决了一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但由于申请条件的限制，一些有一定买房能力的人被排斥在保障性住房门外，同时也难以跨入居高不下的商品房门槛。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居者有其屋，不管是产权屋，还是租赁屋，但不能利益在前，使其走样变形。
延伸阅读：
小众杀手（10.05.31～10.06.06）
06月 9th,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119 views
6月1日上午，湖南永州零陵区法院发生恶性枪击案，零陵区邮政分局护卫队队长朱军携一支微型冲锋枪、两支手枪，打死三名法官，打伤三名法院工作人员，后饮弹自尽。公安部门初步调查结果称，对2006年在零陵区法院开庭审理的房屋买卖纠纷结果不满意，加之2003年与妻子协议离婚，2006年身患鼻咽癌，至今年诊断为晚期，导致朱军产生怨恨、报复心理和轻生厌世的念头。
区别于之前为人痛斥的校园杀童案，选择向法院法官及其他公职人员“泄愤”的朱军被一部分人称为“烈士”“英雄”，有人甚至给朱军做了花圈，并送至零陵区法院门口。
而在零陵区法院看来，遇难的三人为“英勇抗暴”，希望能为他们申报“烈士”。
此“烈士”与彼“烈士”显然不能相提并论，但却实实在在是不同群体的心声。错吗？乱杀无辜者在哪个社会都应是被指责的，除非他是除暴安良，虽然触法，但值得人敬仰。病态吗？对乱杀无辜者鼓噪叫好，让人无从判别社会的价值观趋向何方。
那么，这些叫好声就应该被谴责吗？似乎并不能如此简单归纳。人们叫好的并不是凶手残忍杀害无辜的生命，而是发泄对酿成司法不公的法官群体的不满，或者说是敢于挑战国家公权力这一行为。
权利与权力的天然对抗，从权力产生之日起就已存在。面对有强力戒护的权力，权利常有挫折感，如果权利主张长时间得不到实现，优越且有攻击性的权力则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泄愤的对象。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很好地聚集了这股愤恨的能量，当最后救济权利、伸张正义之堤破溃时，法院也就成了众矢之的。佘祥林案如是，赵作海案如是。个案难以说明司法性格的扭曲，但个案的累积足以让人们清晰了解司法的现况。
因此，朱军杀的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是可能草菅人命的司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理智的人也不由得发出“杀得好”的感叹。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打死了法官活该”的言语听上去相当地冷酷，但也真切地提了个醒：到底谁该反思？
延伸阅读：
加薪的不同路径（10.05.24～10.05.30）
06月 1st,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152 views
当第十二跳从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顺利”跳下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玩笑的口吻谈论对下一跳的期待，戏虐的姿态一如见诸媒体的像机器般劳作的富士康员工对同事跳楼自杀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淡定或不屑。
亲赴深圳的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的鞠躬致歉，并未能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也许还有年轻的生命在郭董“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的言语中无法得到救赎，正寂寂无闻地逝去，只欠最后证实。
我们不知道的远比被告知的多得多。除了管理严厉、环境冷漠、80后90后心理脆弱等，我们不知道富士康里还藏有什么秘密，让拥有火一样的青春的个体不畏死亡。当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极大差距的时候，他们本可以选择离开，尽管日子可能会变得更糟糕。他们最后没有离开，并不能说明他们对此地还留有眷恋或抱有一丝什么希望，也许他们根本就无法再做出去或留的选择。曾参加过“快乐男声”选秀、生性开朗的卢新在产生“被追杀”的感觉之后，可能已无法判断富士康于己已不是个久留之地。那么，“不畏死亡”是不是就是一个伪命题？
《瞭望》新闻周刊称，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现已超过1亿人，重症者达1600万。专家分析，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是诱发精神病患增多的主因，如价值观念混乱甚至解体，造成普遍的无所适从感；社会严重分化造成的心理失衡，以及人的期望与实际的落差增加等。“被逼疯”堂而皇之成了社会进程中的“副产品”。深圳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说，“富士康科技集团发生的员工坠楼事件，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转型期出现的特殊问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现实很残酷，逼我们走上这样一条路”，这是同样弱势的本田在华员工的心声。但是，有别于被逼跳楼这样绝望的方式，本田员工选择在资方的地盘通过“罢工”的方式要求资方加薪。事件引发本田在中国的四家组装工厂全部停产。
本田在华员工的“罢工”事件在官方媒体的陈述中成了“停工门”，因为“罢工”并不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应享有的一项权利。但是，即便如此，工人们依然可以去“罢工”，因为公民的权利不是被法律赋予的。
对于此次罢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情绪不满的新一代中国工人用行动表明，自己决心反击”。为了应对员工罢工事件，本田方提出了多个提薪方案。
5月27日，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集团证实，拟给员工加薪两成。但鸿海同时表示，加薪计划与连续跳楼事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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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教授的性权利（10.05.17～10.05.23）
05月 25th, 2010 • 壹周 • 5 comments 220 views
南京某大学原副教授马尧海称自己不是勾引人家老婆的“魔鬼”，更不是所谓“换妻教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回忆，国内最早的一次换偶案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为首的最后遭枪决。因此，马教授拒戴“教父”高帽实不是谦虚之举。但是，在信息过载的21世纪，“教授”、“换偶”、“聚众淫乱”这一组合却又具有聚集众人目光的无限魅力，一下子将马教授的“私生活”放大到公众面前。相比较上世纪80年代以死“谢”罪的已不知姓名的首犯，被媒体高度曝光的马教授不想当“教父”也难，至少也是“换偶”界或者如媒体上所称带有歧视女性色彩的“换妻”界的“领军人物”。
曾取网名“阳火旺”“阳光旅行”的马教授称，之所以参加换偶活动，跟自身的婚姻变故有关，尤其是第二段婚姻，带给他“深深的伤疤和人性的扭曲”。其又称，在有家族精神病史情况下，自己之所以没有精神病发作，正是因为换偶和同居转移了他的一部分注意力，让他不至于走进精神死角。
为找寄托而不是寻求刺激参加换偶活动的马教授显然认为性事是很个人、很隐私的事情，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下，大家自愿参与的换偶活动纯粹是个人如何处理自己身体的事情。因此，当听到自己的行为被定性为“聚众淫乱”，并要为此承担刑责时，马教授很诧异。
根据1997年《刑法》第301条，“聚众”+“淫乱”的，首要分子或多次参加者就要担责。马教授的问题是，其换偶活动在“聚众”的情况下是否构成“淫乱”？马教授声称换偶是为了找精神寄托，但寻求感官刺激，填补精神空虚的成分有没有、有多少，并不能从其自述中排除或否定。因此，根据法律条文，并分析主客体要件、主客观方面要件，马教授等人被判构成聚众淫乱罪应是意料之中的。
然而，换偶理所当然地构成聚众淫乱罪的话，那么多名妇女共同向行为人卖淫是否聚众淫乱呢？实际操作是，以卖淫嫖娼行为按《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那么，社会危害性或破坏力可能要小于卖淫嫖娼行为的换偶活动，为什么要顶着“聚众淫乱”的高帽呢？马教授的律师在辩护时就指：“被告人在主观上没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目的，客观上没有侵犯到《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被告人的行为可能比婚外性行为和卖淫嫖娼对社会和家庭造成的破坏还小，比较《刑法》其他罪行，可以说被告人的行为既无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更无任何人身危险性，国家完全可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甚至比照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进行治安行政处罚，根本不需动用最为严厉的《刑法》来定罪量刑。”
无论是换偶活动，还是开其他主题的性派对，虽然与传统观念、社会风俗有一定抵触，但大家自愿参与，应属自由处置性的权利。法律不应该干涉谁家床上躺的是几个人，是2P、3P还是22P。因此，李银河主张取消“聚众淫乱罪”，她说：“法律干涉私人场所的活动，就好像当事人的身体不归当事人自己所有，而是归国家所有。如果说当事人脱去衣服，损害的不是当事人的尊严，而是损害了国家的尊严，那么这种立法思想就有问题。”
延伸阅读：
- 李银河：谁来保护王教授的性权利？（马尧海曾化名王宏高）
- 互动百科：马尧海
小草（10.05.10～10.05.16）
05月 18th,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104 views
赵作海变卦了。
刚刚从法院院长手里拿到65万元的国家赔偿，含冤坐监11年的河南农民赵作海后悔了，提出要通过诉讼途径，寻求不低于130万元（含已拿到的65万元）的国家赔偿。
5月11日，商丘市政法委书记和商丘中院的两位院长一同向赵作海致歉，法院带来的记者问要感谢谁，赵作海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这一度被认为赵被现实磨练地有相当的政治高度，“讲政治、顾大局”。而在多方提点下，权利意识突然“觉醒”的赵作海不满被威胁后签订的65万元国家赔偿协议，则又被视为向法治的路途上迈出的个人的一小步。
若不是突然出现的大儿子嫌其要的钱太少——家里有三个兄弟，将来成家都要盖房子，盖了房子，就没有几个钱了，若不是常年在郑州等地做生意，对社会情况比较了解，“不好糊弄”的叔叔的愤怒，以及媒体的鼓噪，老实的赵作海可能就真的相信“不按连65万都没有”，甚至是没有任何赔偿也不会去声张，尽管心里可能自觉比窦娥还冤。
经历了发生在他身上的各种事情之后，承载了很多人期望的赵作海比其他人更能深刻领悟“草民”的含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赵作海说：“就像一根草，说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不是你拔的也是你拔的。”
同样在风中孱弱不堪的深圳富士康40万员工应该也能体会到那种属于“草民”的无助。5月14日晚当一21岁男性员工从宿舍7楼坠楼身亡成就富士康今年“九连跳”的历史新记录的时候，暴雨式地指责富士康“血汗工厂”可能无济于事。相比较其他竭尽榨干劳动者之能事的工厂乃至“黑砖窑”“黑煤窑”，被视为“好厂”的富士康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也质疑，如果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那么每天数千人排队进入富士康，是不是他们选错了？
回不去家乡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不适应农村生活；失地——只有把命运寄托在毫无感情的机器上，卑微而迷茫。为了钱，他们“主动”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才能成功加上班。
富士康邀请来的心理学专家经分析认定，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但这样的结论并没有实际意义，也无助于阻止富士康的“下一跳”。
富士康员工的真实生存状态被认为是“一代工人的命运”，因此对于再次发生的自杀命案，富士康方面会很坦然地表示“遗憾”。商丘市政法委书记在向赵作海致歉时说“这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而5年前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更是严重到说“佘祥林案是司法界的耻辱”。如果小民的命继续被视为一根草，“遗憾”和“耻辱”可能还将并肩走着。
延伸阅读：
天天世博会（10.05.03～10.05.09）
05月 10th, 2010 • 壹周 • 2 comments 256 views
一百五十多年来最昂贵的一届世博会——上海世博会5月1日隆重登场。
沿袭08京奥无与伦比的精彩开幕的架势，4月30日晚上海世博会华丽丽的开幕式再次让世人震惊。开园之后，上海世博会预期将在184天的展期内吸引7000万人入园观展，继打破历届世博会参展方数量记录之后，力争成为观展人数最多的一届世博会。作为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综合性世博会，上海世博会花了一亿美金，援建非洲馆，力邀非洲兄弟参展，共襄盛举，使上海世博会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让发展中国家引以为荣的大事。上海世博会埃塞俄比亚展区总代表奈古西预计上海世博会必将成为世博会历史上一次最为辉煌的盛会。对于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意义，新华社则在5月1日电中称：“人类文明的旅程从今天跨上新的高度。”
然而，开园以来，每天统计的入园人数并未如预料当中的多。五一假期中，1号、2号入园人数只在平均20万左右，3号则跌至13万左右。这与官方预期的日均40万相差甚远。于是，专家出来分析世博遇冷的原因，媒体也在讨论个中原由。最后，世博管理局出面回应：截至5月4日，上海世博会共销售门票3311万张，其中个人票2396万张、团体票915万张。加上上海市民家庭即将获赠的世博门票，目前世博会潜在参观者已超过4000万人次。都把“潜在参观者”搬出来了，破日本大阪世博会六千多万参观人数的记录应该“此情可待”。
其实，破不破记录，能不能再制造一个什么“最”光环，游客们并不是太在乎。反而人少了，观展质量则会提高。热门场馆虽然还是要预约、排队，但等待的时间少了。园区也不再人山人海，拥挤不堪，让人心倦意疲。
人如果真比预期中的少，也会让一些人焦虑。花费200万完成门面牌匾统一规划、安装的周庄古镇，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可能随世博而来的600万游客，但客流量如果大大少于预期，这笔投资的收益可能要打折。此外，杭州、温州、嘉兴、太仓等也都围绕世博旅游使出浑身解数。而一旦借世博的东风来本地的游客数量过少，则决策者的压力相应增加。
借世博的风、沾世博的喜气，真的并不都是好的结局的。江苏阜宁，一个据官方称已摘贫但为获取上级财政支持争取来贫困地区身份的县城，在县城南的204国道和329省道交会处，建了一座取名“中华情”的外形类似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雕塑。这座耗资百万的雕塑，被网友笑称为“山寨版世博中国馆”。但是，阜宁官方却有其坚持做下去的理由。阜宁县政府办公室称：“建设中华情雕塑，是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感情，外形相似于世博中国馆是对世博会的一种参与，是传播世博精神的一种积极行为。”“阜宁是老区，建造中华情雕塑，符合阜宁县情，也满足百姓的心愿，我们是纯粹朴素的爱国情怀，别无他意。”该县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周康在接受采访时更是指：建雕塑的目的，是弘扬世博会的精神，发扬老区的光荣传统，让子孙后代记住中国艰苦的历史。朴素的爱国热情遭遇空洞的“形象工程”，让当地老百姓也质疑起来：财政的钱应该花在“刀刃上”，而不是搞“形象工程”。
相比较于前述不知所谓的解释，阜宁县政府办主任李德平的说法显得有些靠谱：阜宁经济让当地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广场上兴建一座醒目的雕塑，有提升地方影响力的考虑。但是，一个“山寨”真能提升影响力吗？
对于网上称该雕塑花费千万的说法，该县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周康给予了驳斥，“但不会追究发帖人的责任”。
蔡依林－台湾的心跳声（世博会台湾馆主题曲）
防不胜防（10.04.26～10.05.02）
05月 4th,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232 views
4月28日，杀死8名小学生的郑民生被执行死刑。
轰动全国的南平杀童案以朴素的“杀人偿命”结局落幕，让人不觉意外，却又令人遗憾。坚称有人要害他的郑民生在法庭上称，在对方害他之前先动手，“把事态扩大，希望人家追究我的责任，也追究造成我最终走向这条路的责任”。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教授认为，郑民生表现出被害妄想症的症状。然而，掌握鉴定决定权的司法机关并未启动对郑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一审法院甚至称郑犯罪动机明确。程序正义的缺失，难免让人对实体正义表示怀疑。
事实上，作不作精神病鉴定，似乎已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讲政治的问题。一精神病学专家总结鉴定实践后指，被害者非亲属、民愤极大、伤及军警的，一般不作精神司法鉴定，而有助于推卸官方责任的，则应采纳杀人者患精神病。
虽然杀得很无厘头，但郑民生却引领了一个“潮流”，或者说提醒了一些人一个被忽略的发泄情感的好去处，即中小学、幼儿园。就在4月28日郑民生被执行枪决的同一天下午，广东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又发生凶杀案，一名病休教师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4月29日，江苏省泰兴市发生无业男子在幼儿园持刀砍伤32人血案；4月30日，山东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持铁锤闯入小学，打伤5名学生，然后自焚死亡。
有“绿坝”护航的娃娃们可以避开虚拟世界里心灵上的“伤害”，却无法逃避现实世界里身体上实实在在的伤害。面对冲向娃娃们的刀，公安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加强对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保卫工作，开展一场全国学校、幼儿园及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各地也积极开展拉网式排查，加强校园治安防控。北京市西城区112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甚至要配备警用喷雾剂和防割手套，以期在与歹徒争夺凶器时派上大用场。教育部日前更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严格落实外来人员准入登记制度，防止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
防的措施一个接一个，却忽略了真正应重视的问题，那就是这些人为什么要伤及无辜。除了真实的精神病患者，期待杀害无辜幼童报复社会的杀人者为什么会有难平的满腔怨恨？社会在哪些方面负了他们？可以说，校园惨案虽然发生在校内，但求解问题的根本却在校外。
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社会公平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程序加以保障，在压力面前，一些人会心理失衡，找不到出口，转而实施严重的暴力犯罪。
某心理健康咨询公司经理就认为，近期发生多起校园凶杀案，与社会没有一个正常、成本较低、让社会底层可轻易接触得到的社会申诉体制有关系。“现在很多前往申诉的人，不但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甚至还‘被神经（强制关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检查）’，导致社会里的一些极端弱者只好选择暴力。”
有媒体人更是深入分析到，这几起杀童案中的行凶人多为城镇低收入者，他们相较于同样弱势的农民，生存压力更大，尤其是其中的失业人员，没有保障性住房，又没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心理状态是最脆弱的，也最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即使他们现在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疾病，也可以说是被‘逼疯’的，属于‘后天’精神病患者”。他们的犯罪机会成本很低，更容易实施严重的暴力犯罪。因此，政府应当关注这些城镇低收入群体。
深圳宝安区某幼儿园家长贴出“冤有头债有主前面右转是政府”的标语虽然很雷人，但它却很明确地阐述一个道理：要找对问题的实质。
下次再见（10.04.19～10.04.25）
04月 28th, 2010 • 壹周 • No comments 148 views
4月20日晚，由中宣部、民政部、广电总局、CCTV等为玉树地震举办的募捐晚会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共筹集善款二十一亿多人民币，创出中国赈灾晚会筹款新纪录。
虽然不论在地震级数、死伤人数上，玉树地震都不能跟汶川大地震等量齐观，各地卫视也没有像汶川大地震时对地震作过多的报道，而是电视剧照播、歌照唱，但鉴于玉树的特殊位置及民族宗教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玉树地震表示高度重视。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都对出访行程作了调整，并迅速赶往震区，进行信心喊话，胡主席并延续汶川大地震时温总理的作风，在孤儿学校板房里给正在上课的学生题字：“新校园，会有的！新家园，会有的！”与温总当时书写的“多难兴邦”的意味深长相比，胡主席的题字显得过于直白，但一样都得到了“礼遇”：题字黑板被运往西宁博物馆，永久保存。
玉树现场是一个灾难之地，当有幸存者被救援队员救出时，在场的人会报以最单纯的祝福式的掌声。但是，围绕玉树地震所形成的气场却并不简单、纯正。
CCTV播出的募捐晚会上，在摄像镜头扫过的地方，捐款企业纷纷把载着捐款数目与企业名称的牌子高举过头，仿佛很迫不及待地向镜头前的观众说“我捐了XX万”，但这些“善款”最终能否落实、能否用到该用的地方，却不得而知。热闹的募捐晚会现场像是一个大的秀场，难怪主持人会不由自主地说：“让我们下次赈灾晚会再见吧！”
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和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部署做好玉树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工作。对新闻事件，真实报道与宣传报道是两回事，而宣传的政治性往往要高过报道的真实性。按照李常委的指示，玉树抗震救灾报道，要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抗震救灾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宣传各民族群众同舟共济、团结互助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抗震救灾斗争中涌现出的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伟大祖国好的时代主旋律。
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这是穿插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政治主线，但它并非是所有人执迷不悔的政治觉悟。在97%的民众是藏民，并笃信藏传佛教的玉树，形式化的感恩和讼德可能并不像在内地其他地方那么容易找到。在“汉藏一家亲”、“今夜我们都是玉树人”的鼓噪声中，僧人在灾区的位置也被政治化了。
4月21日，全国哀悼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为在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民众举国哀悼。在这一天，全国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电视、报纸、网站都以黑白色基调表达哀思，营造出这一刻全国民众心系玉树的氛围。然而，此刻玉树不应有压倒一切之力，让某微博上“矿难一来，就没人搭理疫苗了，孩子们于是不了了之；地震一来，就没人搭理矿难了，矿工们于是不了了之”成真。一难接一难，个个都是难，不是哪个死伤人数多就应高度重视它。我们不应当在奥巴马提醒下，才想起为那些频发到已令人神经麻痹的矿难中死去的矿工们默哀。
延伸阅读：
动真格的（10.04.12～10.04.18）
04月 21st, 2010 • 壹周 • 2 comments 183 views
小品《超生游击队》里为生男孩而避走天涯海角的一对超生夫妇，虽每日提心吊胆，但未有畏惧之感，倘若行迹被人发现，卷起铺盖，再换个地方就是了。
距该小品首上春晚近二十年后，与小品渲染的轻松、诙谐迥异的是，现实里的“超生记”却伴有恐怖的经历。
日前，广东省普宁市为逼迫超生夫妇回乡结扎，开展“二孩结扎专项行动”，带走“外出二孩户”的亲属，置留于各乡镇、街道办公所在地，名曰“节育学习”。据传只有当超生夫妇做了绝育手术后，他们才会被释放。而已有千人因亲属拒绝作绝育手术而被办班学习。
超生的人在外面“跑路”，不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奇招、妙招不见得有，阴招、损招可是一大把，而且管用得很。本人不在家，没事，只要家里有亲朋好友就行，控制住他们，不怕你不就范。而且在普宁市政府手里的“筹码”还不止这一个，对于那些不回乡结扎的“外出二孩户”，还可采取“取消该户以及亲属的宅基地申请，取消他们的年终分红，不给他们的孩子上户口”等措施。
政府要是动起真格来，那是一点也不含糊。报道上说，普宁之所以要启动“二孩节扎专项行动”，是因为当地官员被批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力。而上述“组合拳”一出，真是立竿见影。据说专项行动进行到第五天，普宁市落实的结扎就已经占到计划万余人结扎的一半。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这回也碰上了动真格的主。原本以为超生还不至于丢掉饭碗，但拒交逾20万的超生罚款，并“因挑战计划生育，以身试法”在网上引起众议，将事情“搞大”后，一纸解聘书摆在了面前。杨老师很困惑：“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护，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却没有生育自由。”
然而，杨老师的困惑也让人困惑起来：公民的房子真的得到保护了吗？退一步说，公民的住房权得到保护了吗？答案是令人沮丧的。
房价是越飙越高，党中央、国务院“忧心忡忡”，时不时推出调控政策，但是治标不治本，结果是越调越高。最新的举措是：对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地区，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首次提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问责制，实行省级政府负总责、城市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4月17日国务院推出的这一调控房价的“组合拳”，被认为是迄今最为严厉的控制房价上涨措施。与此同时，国务院要求，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应大幅度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但是，这些“堵”式措施哪怕再严厉，也只是暂时抑制炒房团的投机热情，何况高房价真的就是炒出来的吗？
汶川地震时校舍大面积坍塌、师生伤亡惨重的现象曾引起人们高度关注，随即各地纷纷开展了校舍质量安全检查。然而，4月14日早上7时49分在玉树发生的7.1级地震中，校舍坍塌、学生被埋的情况再度引发对“豆腐渣”工程的审视。有待证实的消息指，玉树县70%的学校都坍塌了。官方报道中，此次地震遇难的学生人数相对不是太多。在结古镇，多数学生在校舍倒塌前逃出了教室。许多教师称，学生们能幸免于难是因为运气和时机。那么，逃生的可能要寄望于“运气”和“时机”吗？如果不在“豆腐渣”问题上采取有力措施，动起真格来，可能以后连这“运气”和“时机”都不会再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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